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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5分快3
                                                                      发稿时间:2020-04-09 06:07:58

                                                                      常态下的社会规则,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技的,都对“非常态”有着本能的厌倦和抑制。2005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受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启发,下令建成一整套应对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统,大量储藏口罩、呼吸机,广设床位,然而,2008年大选过后,面对百废待兴的资本市场和濒临破产的中阶级,这套系统销声匿迹。

                                                                      10日,日本京都府知事西胁俊隆和京都市的门川大作市长表示,考虑到京都府内新冠肺炎感染者不断增加,将要求中央政府基于法律把京都府列入“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区域。

                                                                      通常,灾难的余波,大致将循微观民生、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三个阶段传递。历史地看,2008年金融危机的创痕,让失业青年和被剥夺的中产阶级在2011年携手“占领华尔街”,人群对于对经济不平等的痛恨和对向上流动机会匮乏的恐惧在过去12年从未真正消失,这是民主党进步主义的温壤。类似的,2009年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共和党,也为特朗普提供了“价值支撑”,其与“进步主义”一起,成为美式民粹的两个侧面。

                                                                      由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面对同样的发布会,民主党选民想汲取的只有福奇的知识,共和党选民受到鼓舞的,却往往是总统“反科学”的一面。同一镜头下,总统的自我吹嘘虽不被自由派媒体所喜,却会让处于隔离期的基本盘收获告慰,而福奇等事务官的“技术色彩”与“中立味道”先是缓解选民焦虑,继而不可避免地“魅力溢出”,让部分选民因此对白宫刮目相看。由此,“战时总统”的支持率先得以稳固,继而攀升。

                                                                      上升的总统支持率与稳定的“技术崇拜”所折射出的,是行政中立制度的“溢出效应”。一直以来,美国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即政务官多半由选举产生,某种意义上,总统亦可视作最高层级“政务官”;相对应的,是多数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事务官,其任期通常不为党派轮替所影响。

                                                                      发布会上的特朗普与福奇

                                                                      “不相信”与“不执行”,首先根植于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以领先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自信”。然而,试剂盒数量和质量均不过关的问题很快暴露,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不足问题突出,大规模检测滞后导致对目标人群的隔离与治疗缓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科技面对感染状态不明且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群“难显神通”。一味“唯技术论”,将技术当做人性短板的兜底方案,忽略人的能动因素,这既是美国抗疫失利的原因,也是草根阶层学习与应用力钝化的体现。

                                                                      实际上,行政中立制度的最初提出,即是为了矫正政党分赃制。特朗普执政以来华盛顿喧嚣不断,但美国联邦机器却依旧正常运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为行政中立制度在非选举季对于党派政治的纠偏。去年以来,在穆勒“通俄门”调查报告与“通乌门”事件中,也偶有事务官试图修正显著错误甚至规制总统的迹象,但由于类似事件“政治味道”十足,事务官的中立价值频遭质疑。在火药味十足的2020选举季,面对疫情夹击,“行政中立”又一次彰显出其修复党派矛盾的特殊价值。

                                                                      其次,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社会趋于“内向化”,公众不仅对气候变化、武器控制等世界议题没兴趣,对事关本国福祉的跨党派讨论也缺乏耐心,既不关心人类共同命运,引以为傲的传统“社区”概念也遭弱化。一段时间内,美国将他国抗疫视作“别人家的事”。白宫早期的停航、关闭边境措施,以及后期截留他国救灾物资行为,无不展露出“内向化”的暗示;常规状态下,“内向化”并不会引起大的麻烦,但在亟需国际合作的抗疫大局面前,过度的“内向化”一旦消减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最终难免反噬其身。

                                                                      拐点初现:“行政中立”弥合党争矛盾